仿佛在一面肮脏的镜子上撒些水，用抹布慢慢将它擦亮。春分之后的雨水，就这样一直要落到清明。那些长脚的雨水走了很远的路程，它们是和春天一起出发的，到惊蛰，它们这支队伍壮大了行色，因为有了雷声。淅沥之中，缠绵之际，在惊雷的伴奏下，顿时多了雄阔与深邃，将丝弦乐器鸣奏出宏大的交响之音。雷与雨的交配，预示着春天的盎然生机；雷与雨的交响，却寓含着生命的无穷叩问。清明是所有节气中，最缠绵也最决绝、最温和也最锐利的一个，它戏剧性地包容了生死。掀开烟雨迷蒙的帘子，在惊雷霹雳中蓦然回首，你就能看到你想看到的身影。

父亲正是在这样一个节气来到车田坪的。那时，他又矮又瘦，就像一株在雨中移动的、刚发芽的蕨子。他上身穿着到处脱线的青色毛衣，下面是洗得发白的棕色绒裤。好多年后，我妈才知道，这条裤子是借了同事的。他来相亲。没打伞，把雨顶在头上，格外显得瘦小。他从口袋里掏出我妈的初中老师写给我妈的一封信递给我妈。我妈后来笑着说，那是一封介绍信。父亲就是凭着那封介绍信走进了车田坪，走进了我妈的生活。外婆赶紧找出舅舅的衣服，给他换上，将湿衣服晾在火坑边。我妈拿了干毛巾使劲吸他头发上的水，还好，我妈高出他一个头，一点不费劲。他就穿着舅舅的衣服走了。我妈帮他擦头发的那双手不久开始给他做饭。他们同心协力生下了姐姐、我和妹妹。

我妈说，也是多年后才知道，她是他的第三任女朋友。如果仅从照片看，他的女朋友一个比一个漂亮，我妈是车田坪公认的第一美人。你父亲真有女人缘。我妈用羡慕的语气，仿佛讲着一个和她不相关的人。父亲出生贫农，家无长物，身高155公分，天生对子眼，脾气暴躁，性格内向，他讨得到漂亮老婆真是生对了时代。那是一个讲究“根正苗红”的时代。他的爱情在那个春天，因根正而苗红，因苗红而滋滋拔节，我姐是第一节，我是第二节，我妹是第三节。

随后，父亲的冷酷让我们伤透脑筋。他买来描红字帖，让我练毛笔字。每天写五张字。他不仅检查字写得好不好，还要求两只手不沾墨，否则就要打手板。他看见我姐的一名男同学在田塍上追着她跑，回来罚她站在墙角，面壁思过。妹妹掉在地上的饭，必须一粒粒捏起来放进嘴里……

我十岁那年春天，父亲要我跟十二岁的姐姐一起下田插秧。水冷得刺骨，还有蚂蟥，我不愿意去，但是没有办法。每天蒙蒙亮，父亲像周扒皮一样，他不学鸡叫，他做狮吼，把我们从床上赶起来。他打开双合门，故意弄出很大的声响。外面的寒意轰涌而入，将我们冲到墙壁上。这时，村子里吆喝四起，大家都出早工了。我和姐姐卷起裤腿出门，像蠕动在厚厚黑暗里的两只小虫子。

蚂蟥第一次叮在我小腿上，吓得我大呼小叫。田里人喊道，快，打嘴巴，打嘴巴。我情急之下，抡起手对着自己嘴巴猛抽。田里炸开雷鸣般的笑声。原来，“打嘴巴”是要对着蚂蟥抽。回来，姐姐学给家里人听，从来不苟言笑的父亲笑得岔气了。我也毫不含糊，横眉冷对，把父亲两个字在尖牙利齿间碾得粉碎。

我发现装病可以不去插秧。有天清早，我捂着肚子哼哼直叫，在床上翻来滚去。妈妈问，怎么了？我怕露馅，不答话，只是叫，只是滚。父亲在床边观察一阵，终于说了句，今天你不去插秧，在家描字帖。我松了口气，但也没有大喜过望，描字帖也是我不喜欢的。为了装得像，我没吃早饭，我妈急得到坳背宋三爷家帮我划水。一大碗水，上面漂着黑色的香灰，一点点，一条条，像在水里游走的动物。我喝下这碗水，肚子倒真有些痛了。不需要再装，我更没有心理负担，安心在家休病。我铺开描红字帖，将毛笔蘸上墨，见父亲不在，我就没有一笔一划地去描，而是学春联上的写起歪歪扭扭的行书。我觉得自己学得还不错，该歪的歪了，该扭的扭了，正得意时，头上蓦地耸起一阵剧痛。我回头，父亲弯着的栗凿还在空中冒烟，瞪圆的眼里火花四溅。

肚子痛加上栗凿敲得痛，我委屈得哇哇大哭。我心里发誓这回要狠狠地哭，哭得震天动地，哭得鬼泣狼嚎，哭得风狂雨骤。我从上午哭到中午，拒不吃中饭。父亲板着脸，眼神像两个烧坏了的灯泡，白中带黑。我从中午哭到下午，又不吃晚饭。父亲还是板着脸，眼神里灯泡的钨丝闪烁了几下，仿佛在修而没有修好。中午的那碗冷饭，晚上热了又冷了，我的嚎哭丝毫不见弱势，反而愈哭愈起劲，开始只是张开嘴哭，后来眼睛也哭上了，后来鼻子、眉毛、耳朵加入进来，后来五脏六腑纷纷揭竿而起，后来连胳臂、臀部、大腿、脚板心甚至脊椎骨都哀感顽艳、梨花带雨。上午十点左右，屋前的月季委了一地细碎的花瓣；中午十二点，屋梁上灰尘簌簌而落，好像有人在上面搞卫生；下午四点，鸡飞狗跳，老鼠抱头奔逃；晚上八点，堂屋檐下的燕子窝“啪”一声掉下来。父亲掌灯去看，脸色由黑而白，由白返青，由青透红，由红而黄，他面孔的调色板最终调出了比较正常的红黄色，像他开垦出来即将种菜的一块菜地。他跑进来，第一次弯着腰对我说：“三天之内，如果你能把燕子窝修好，老子就不惩罚你。”

燕子窝发家旺财，全村只有我家、坳背宋三爷家和冲里刘果西家有燕子窝。现在我家的燕子窝被我活活哭掉了，这对父亲是一种莫大的震撼。我赶忙讨价还价：“那我这三天不插秧、不描红！”父亲硬扎扎地望我一眼，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。晚上八点十二分，村子里远远近近张着、撮着、尖着耳朵听我嚎哭的人，极不情愿地结束了他们的盛典。

我美美地睡了一觉。父亲沉默了，仿佛一时想不清在菜地上栽哪种菜好。第二天九点，太阳拍着我的屁股起床。我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，为了不插秧、不描红，我必须让自家屋檐下再有一个燕子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