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解决？”老人一听生气了，“要是解决了，我们还用上访吗？！该死的龟儿子，国家都给钱了，乡里就是拖着不给，妈了个巴子的。”

“你听谁说的解决了？”另一个年轻人问

“五年了，小恫的弟弟自杀了，解决个吊。”又一个年轻人说。

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开了，除了骂，就是叹气。

“你还记得五年前，我爸叫我和我弟的事吧。”小恫问我

“当然记得了，那时正是生产大忙，人手不够，你们班一下子要走三十多人，工长和经理都急了，可你们说走就走了，当时害得我们大价钱去别的工地挖人，经理骂了你们整整一个月，害他亏本。”我笑着回答。

“是，我们村的地当时被划为高速公路征用地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政府要给钱的，还可以安排工作或改成城市户口，当时乡政府就是这么说的，我们村和邻近的村年轻人都出来打工，想着地没了，可是还有钱在，当时我弟正处朋友，我妈一高兴就答应了对方的条件，只等钱下来办事。可是地没了，钱却一直没下来，我们那片的老人都到乡里去找了，乡里说国家还没给拔下来，钱一到，一定会分给大家的，要大家回家去等。这一等就是一年多。那次我们走是村里来信了，有人说国家早就给钱了，是乡政府盖大楼给占了，我们就是回去讨个说法。”

“丫头，没去过乡里吧，我们乡政府那个漂亮，是我们的地钱啊！”老人眼婆娑地对我说。

“你们回去没个结果吗？”

“乡里的领导去海南了，没人。大家就天天去，后来，看是躲不了了，出来一个处长，说钱是一定会给的，等乡里有了钱就给。”

“你说这是人话吗？！”另一个年轻人说。

“大家没办法，各村选了几个人要去市里上访，去了市里，市里又说要找乡长解决这事，一拖一年又过去了，没办法，又去了省里，没找着门，几个有文化的人就给中央写信，给省里写信，都没用，最后决定大家一家出一个人去北京，可还没到市火车站呢，就被公安给抓起来了，说我们是法轮功分子，要上北京去闹事。一关就是好几天，我们家去的是我弟，当时大家不服，我弟就和公安打起来了，后来有十二个人给判了，有我弟。法轮功的风过去之后，乡里就有人来说情，有的人家不愿惹事，给几个钱就算了。我弟出来，朋友就吹了，一年一年，大家大多数就认了，没得几个钱，我和我弟还是出来在工地打工，可人心不顺，常和人打架，朋友说一吹一个，家里没钱，人又判过，弟就闹，工地打架又被判了，钱也罚没了，可这次真不怪他，是他们先动的手，出来后，才知道是他们为了抢那个活，把弟给算计了，弟想不开，就喝了药。”

小恫哭了，无声，我也落了泪。老人一看，“都别说了，我们都吃的差不多了，恫儿快吃饭吧。”

“现在还有几家没拿到钱？”我问

“没几家了，恫儿家没认，除我们外，还有五家。”

“得了钱的能得多少？”

“有三千的，也有二百的，不一样，早认的多得，后来就少。”

“你们这是从哪来？”

“我们从北京刚回来，没想到车票要涨价，没钱了，逃票又被抓了，没法子。”老人一边叹气一边说。

“这上访可真是难啊！”小恫憋了很久才说了这么一句。大家都不言语了，这里面的心酸也只能是展示给外人。

我把他们送上车，小恫抓住我的手叫了一声“妹子”，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，生活把一个快活乐观的人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，我们这些小人物，生活在温饱之间，多么渴望官是父母啊，那时，上访就不再是一个心酸的历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