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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出身贫寒，外公在母亲四岁那年死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，性格倔强的外婆一手扛起了家庭的重担，拉扯着母亲兄妹三个背井离乡，过起了逃荒要饭的生活。人间的冷暖、世道的艰难，磨练了母亲，使从小聪慧过人的她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，也使她的性格中注入了许多钢的因子。

解放后，母亲始终站在历次社会变革的最前沿。在母亲所在的公社，由于她行事干练，雷厉风行，曾担任过区妇女主任;由于她甜美的嗓音和优美端庄的形象曾担任过电台播音员;母亲17岁便火线入党，成为她周围同龄人中的佼佼者。

1954年，经媒人介绍认识了正在部队服役的父亲，那年秋天，父亲在赴朝作战前夕，用一匹红色高头大马把母亲迎娶到了赵家，从此母亲走上了她人生中另一段崎岖艰难的生活之路。

父亲家是个大家族，封建文化的熏陶和多年的从军经历，使祖父养成了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，这与思想上求进步，渴望民主追求平等的母亲在思想上发生了严重的碰撞。那时，父亲在离家30多公里的一个县直企业工作，父亲之孝顺父母在村里村外是出了名的，尽管父亲的工资不高(月薪27.5元，父亲领了20多年)，但那却是整个大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。因此，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，父亲都难以为母亲提供强有力的支持。尽管母亲十分勤劳能干，但由于她的经常犯上，并没有因此获得叔叔和姑姑等家庭成员的敬重。那时，母亲的精神生活是异常凄苦的，多少个难眠之夜，母亲哭哑了嗓子，哭干了眼泪，真是如鱼在水，冷暖自知。

有了姐姐和我之后，仿佛有了精神支柱，母亲坚决要求分家。为了表示对那个大家庭的憎恶，在这个她奋斗了十多年的家中，她未带走一草一木，只带了姐姐和我，便走进了父亲的二叔父遗留的三间旧土屋里，过起了清苦而自由的生活。

土屋虽破，却是我们母子三人精神的家园。没有了精神枷锁，母亲的心情舒畅了许多。虽然屋子里是土地面，四面墙上也只是抹了一遍细泥，可谓家徒四壁，母亲却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，凹凸不平的地面总是打扫得干干静静，不见一点浮土。屋子后面生长着一株高大挺拔的钻天杨，尖尖的树冠直插云霄，仿佛一位神勇无比的神兵天将，寒来暑往，春去春回，忠诚地守护着这个三口之家的安宁，铭记着一位普通而伟大母亲的喜怒哀乐。

七十年代初期，鲁西北农村正是大锅饭时代，农民每日靠挣工分儿过活儿。家里吃饭的人口多了，但劳动力并没有增加，母亲只能更加拼命的干活，常常是披着朝霞出门，背着月亮回家。队里每一次劳动竞赛母亲都干在前面，但由于母亲平日为人正直，不懂得逢迎队里那些当权者，每天记工分的时候母亲最多的一次也只记到8分，而一些整日磨洋工的人却往往能挣到10分。每到分东西(如小麦、玉米、红薯等)的时候，村南诺大的场院上，我们家总是体积和重量最小的那一份，这使母亲时常感到愤愤不平却又无可奈何。

那是十年动乱中闹得最凶的时候，也是文化教育最为荒芜的年代。许多学生家长见在学校也学不到什么东西，便早早让孩子辍学回家务农。母亲虽不懂得治国安邦的大道理，但她深深知道没有文化的难处，朦胧感觉到整日里文攻武卫、勤工俭学只会耽误了一代孩子的青春。因此，回到家里，母亲经常对我和姐姐耳提面命，教导我们姊妹两个只有好好学习，将来才有可能跳出农门，出人头地。为了我们姊妹的7元钱学费，母亲曾经跑遍少半个村庄。我和姐姐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，每次考试，我们的学习成绩总是双双在本年级名列前茅，为我们将来走升学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没有文化的母亲，总能以超然的目光看待一切，在纷繁的事态表象中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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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黑色的年份，在这一年里中国人民经受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--唐山地震、总理和主席相继逝世。记得那年八月的一天，早晨起来，从村里的广播喇叭里听到公社通知，从即日起全民进入一级防震状态，村里临街的墙上贴着诸如宁可千日不震，不可一日不防的标语。两个妹妹一个四岁一个尚在襁褓之中，母亲率领我和姐姐在院子中搭起了简易的塑料棚，晚上，我躺在帐篷里，望着深邃的夜空，觉得满天的繁星似无数只神秘的眼睛，在和我扮鬼脸儿，感觉特好玩儿。可母亲却常常彻夜难眠。一天晚上，电闪雷鸣，风雨交加，大风裹挟着暴雨疯狂地冲击着我们这道脆弱的最后防线。当我和姐姐从睡梦中醒来，发现我们两人每人枕着母亲的一条腿，身上披着一小块塑料布，帐篷里面的一切全都被雨水打湿了，床板已被雨水泡了起来，只有童车里的两个小妹仍在酣睡中，一夜的雷雨并没有打湿她们甜蜜的梦乡。那一夜，母亲头戴一顶破草帽儿，搂着我们姊妹两个在雨水和惊恐中坐了整整一夜，从此，母亲落下了腰疼的毛病。

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突飞猛进，我家的经济条件日渐好转，我们姊妹四个也渐渐长大成人，除姐姐一人因家庭的拖累和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考上大学外(目前她经营着一家酒水公司，生意搞的蛮有生气的)，我和两个妹妹三人都先后顺利通过了那座独木桥。我现在县农行负责宣传工作。两个妹妹都在国外工作，尤其是大妹，目前已经是美国转基因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，这常使母亲深感欣慰和自豪。

目前，父亲已经退休，弃田多年的母亲似乎仍是家里最忙的人。

白天，兴鸣(家里养得一只小花猫，有公鸡的功能，故名兴鸣。)总是趴在鱼缸前，全神贯注于鱼缸的水面，就像父亲整日坐在电视机前，专心致志于电视画面。母亲大早起来，便像一个停不住的陀螺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仲裁邻里纠纷、调停夫妻内战、理顺婆媳关系、关注大龄青年等等，都是母亲关注的焦点问题。在我与母亲居住的社区，母亲的言行具备了较强的公信力，俨然一个不管部长。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，竟然有如此炽烈的生活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对照自己的精神面貌，一向自命清高的我，顿觉汗颜。

我的人生中有过辉煌的时刻，也有过失意的日子。每当我工作和生活中遭遇到挫折，我总能轻松应对;每当我身陷诱惑的重围，我总能拨云见日，寻回自我。我常想，正是母亲给了我这份自信，使我能够在浮华和庸俗的尘世中，超越一切伤害，从容笑对人生。

呜，一声长鸣，打断了我的思绪---列车到达了家乡的小站。眺望车窗外，已是华灯初上，落霞满天。缓缓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肩上的行李虽然很轻，脚步却倍感沉重。忽然记起清人蒋士铨的诗句，低徊愧人子，不敢叹风尘。顿觉疲惫全无，脚步也轻快了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