病房随处弥漫着浓浓的消毒水气味，床单是白的，墙面是白的，护士们的裙装也是白的，让人感觉仿佛进入到一个科幻世界，在这种即莫生又曾相识的环境当中，一改往日的生活规律，两天两夜未曾合眼的我越发亢奋，身心虽倦得躺下就能睡着，但眼皮却硬得连闭上的功能都丧失贻尽。

母亲手臂上的吊针在经过近十二个小时的输液后，终于拔了下来，母亲艰难地翻了翻身，按着那个已经发黑了的针眼轻轻舒了口气。我拿起护士留下的体温计，再次为母亲测量体温，不错，体温已恢复正常的36度，心中暗暗祈祷着，千万别再高烧了！然而就在下午五点左右，母亲的体温再次升至38度，大嫂在临下班前嘱咐我：晚上可能还会高烧，你警醒一些，不行就找医生处理，我点头告诉大嫂让她放心，我会照顾好母亲的。

我着医生为母亲开的那十几种药，生怕母亲会因药的繁杂而搞错。有治肺部感染的，有化痰止咳的，有提高胃机能的，有尿路系统消炎的，还有退热高效的安宫牛黄丸，天啊，有的药要求饭前服，也有要求饭后服，有的早晚各服一次，也有一日三次的，这不注意岂不服乱套了？不管怎样，赶紧找出现在就需要服的药服侍母亲吃下。

晚上八点，母亲的体温上升到38.5度，九点时已达39.4度，母亲再度陷入昏睡之中。心急火潦的我，走马灯似的连续几次到医生那报告病情。值班医生先让服半颗安宫牛黄丸，半小时后看看没有任何效果，又让加服另半颗，仍没有效果，立即又开始挂上吊针，我用冷毛巾敷在母亲额头上物理降温，病房里的灯一夜未熄，就这样足足折腾了一夜，直至天空泛出浅浅的青光，母亲的高热才又一次降了下来，一场无声的与高热抗争的战斗方才告一段落。

早上接班，张医生关切地看望母亲，他知道母亲也是医生，所以每下一次医嘱，都来征求母亲的意见，按照检验单上的“耐药比照表”及时调整用药，并和大嫂通报所用的药物情况。大嫂笑着说：这是你的病人，你就看着治吧！张医生中等个头，慈眉善目的给人很亲切的感觉，尤其是那对整齐的小虎牙，给人印象极深。他有点结巴，一说话总是挺使劲地眨巴着双眼，看起来很滑稽，但对工作是相当尽责尽心的，所以我十分庆幸他是母亲的主治医生。张医生说，今晚再也不会出现高热的情况了，一般来说这种急性肺感染合并尿路感染，最多高热三天。他还是那么自信地拍着胸脯说，他下的药量很猛，已发起了“总攻”，保证母亲五天之内痊愈出院。听了他的话，我感到一阵轻松。

不一会，护士来告之，高干病房收拾干净了，可以随时入住。我收拾了一下物品，扶着母亲来到高干病房。这是一间约十几平方的病房，有彩电、衣柜、卫生间，开水房就在对面，条件果然比普通病房强了许多，母亲在靠里侧的床上躺下，对这间病房的设施很满意，至少上厕所能方便一些。经过三天三夜的高烧，母亲显得憔悴消瘦多了，精神很差。 再次化验的结果显示，母亲的炎症虽然得以缓解，但血色素极低，总量只是正常指标的四分之一，难怪母亲一直嗜睡，萎靡不振，张医生再次找到大嫂进行磋商，询问血色素过低的原因，大嫂认为这可能是因糠尿病限制饮食造成的严重营养缺乏症，不及时纠正，势必对母亲的身体造成极大影响。

此时，窗外的天空仍是半阴天，空气中湿度较大，但与南方的阴雨天相比，少了些许的感觉，能见度极高，几只鸽子低低地盘旋在医院的大楼顶上，高大的杨树上，听不到南方知了那嘈杂的鸣叫，凉爽的夏风随意地吹进病房的每一个角落，我呼吸着家乡的空气，暇想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