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必须要说实话的是：十年前，当我在我那台当时配置最牛逼的台式电脑上敲下“木子耳”这三个字的时候，我一定没有想到会有今天。

　　补充一下，我必须要用好电脑的原因是，我怕电脑反应的速度跟不上我的打字速度。

　　十年前，这是真相，绝不是吹牛。

　　后来，这本被我叫做《左耳》的小说，在十年的时间内，被成千上万的读者读过。2014年，它被拍成了电影，截止到现在这一刻，共卖出了4。81亿的票房。

　　我如果说我还不满足，谁信？

　　另一个被问得多的问题是：你的路演到底要跑到哪一天为止？

　　不好意思，这个问题，我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回答。

　　记得三天前，我在珠海某大学，坐在第一排的男生站起来说，他看《左耳》电影，看了五遍。

　　我问为什么？

　　他说：六年前，我记得你来过定西，我去过那场见面会。

　　我当然也记得定西，那是甘肃一个特别小的城市，去到那里要开很久很久的车。我以为那里不会有我的读者，所以深夜十点，当我看到广场上灯火通明，那么多的孩子手捧着我的书站在路边等我的时候，我内心的震撼无法用言语来表达。

　　我去过，你来过。

　　无论如何，这是一件公平的事。

　　现在的我在海南三亚。

　　十多年前我也来过这里，跟着海南“希望工程”的车，跑遍了海南的学校推广阅读。有一天一共讲了六场，从此得了个外号叫“讲不死”。只不过在我的字典里，这件事一直叫做“校园行”，不叫“路演”。十多年过去了，记忆中，每年的五月和十月，我都会在各大校园里来回穿梭。有时候坚持做一件事仿佛成为一种偏执，就像我坚持了十年的女生夏令营。我坚信有些东西，只要你不放弃，它就会一直在那里，陪着你，给你别人看不到也无需要让别人看到的荣光和力量。

　　在这个夏天，《左耳》成为了更多人青春的关键词，却注定要成为我记忆中要被封存的某个部份。

　　但是我会一直记得很多人对我说过：饶雪漫，你的东西没法变成影视作品。

　　说这些话的人并非怀着恶意，相反很多是我的朋友。

　　我问：为什么？

　　他们说：太真实了，反而很难改。

　　《左耳》出来后，我偷偷去看了几场社会场，记录了大家的每一个笑点和哭点。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当张漾在楼顶劝蒋皎不要跳楼的时候，坐在我身边的某位中年大叔直接叫了起来：这台词也太雷人了吧！编剧怎么想的！

　　我真想拍拍他说：“嗨，哥们儿，我写的，问我。”

　　其实真没怎么想，那只是原小说里的话，为了照顾书迷的感觉，有些感觉略微生硬的台词，我们也做了最后的保留。

　　是需要每个人都理解和接受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