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究生时我的一个香港同学，毕业后回香港参加了一个临床咨询的项目。事隔两年，他打电话来说，想来内地走一走。

那时候是个冬天，流感肆虐。我刚刚高烧痊愈，跑去见他。他住在东单附近的一个青年旅社，旅社的一层大厅有咖啡色的灯光，人来人往，却有种奇异的安静感觉。墙面上有彩色的印迹，挂着些小的照片，和调侃的文字。

你该怎样和抑郁的朋友谈论死亡

他还是一身读书时候的装扮，背大的双肩包，穿运动鞋。我们俩推门出去走走。那天北京刚刚下过雪，说话还能打出白色的哈气。

他说到他有一段时间在医院做实习，做临终关怀。他一直跟随的一个病人，每天固定的时间他们见面。有一天这病人的生命状态开始不稳定，医院通知了家属过来。他安抚了病人，说了再见，从病房推门出来，脑袋一片空白。然后他看见一大群家属着急地蜂拥上来，问他里面的情况，他们该怎么做。

这是个一米八个头的，二十多岁的男孩子，这也是才他生命里面第一次，这样直接地面对死亡。他形容他当时的样子，就那么孤零零地站在人群中间，慌张、恐惧、孤独。但是他的工作需要他鼓起勇气，去帮助在场的人们面对死亡。他说，我故作镇定地跟他们讲注意事项，讲病人的状况，讲他们如何去跟病人道别。但是，其实，你知道吗，我的脑袋一片空白。

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挥之不去。他那年过来，和女一起去了一趟山东，隔年的春天又来了一趟北京，自己去爬了一趟华山。他说，我觉得我要跑出来，透一口气。人生命的重量，太重了。

我现在仍然能够记得，第一次有来访者坐在我面前认真地跟我谈论死亡的情景。我记得我后来描述说，ta当时坐在我对面，ta心里面死亡的愿望，绝望的感受，都是从心里面一点一点渗透出来的。那力量之坚定、绝然，几乎让我完全说不出话来。我坐在那儿，手心冰凉，觉得绝望，孤独，想逃离。

可是，这跟在咨询室内发生的任何一个“反移情”一样。在咨询室内，咨询师要帮助的，是坐在你对面的这个人。尽管你害怕，恐惧，你仍要知道，坐在你对面的这个人，是需要你的帮助的。

我所在的机构，每次开始一个新的个案，我们都要和来访者签署保密协议。协议里面有一条是这样的：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我承诺保密，但是有两种情形除外，一种是你告诉我你可能会自杀，另一种是你可能会伤害其他人。我们会采取必要的措施，来保护来访者的、或是其他人的生命安全。